“世界工厂”广东东莞经济向好 月用电量破百亿千瓦时
[19] 1954年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为了保护森林资源，我国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森林保护法律体系，如《森林法》（1984年制定，1998年修订）及其实施条例（2001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森林防火条例》（1988年）、《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1987年）、《城市绿化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年）、《森林资源档案管理办法》等。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12]也就是说，国家保护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承包造林的集体和个人依法享有的林木所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条规定，林地是指直接用于林业生产的土地。所以，占有实质上包括三个维度，即占有的排他性方位、占有方式的选择范围和占有的时限。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法律内涵，说到底就是要明晰集体林权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以及保障收益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尤其是农民和林农集体林权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植树造林的质量，增强了林业发展的活力，增加了森林面积的覆盖率。内容提要：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廉政会议上指出：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我们过去的情况是：政府实行负面清单，市场和民间实行正面清单。初始时期，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无禁止即可为是民间常识，它是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论思想萌发的酵母，后来被社会精英吸收并凝结成法律精神和权力制衡理论，最后经过几百年的社会改良运动，最终成为政府和民间双方的共识，并体现代政府治理结构之中。这个关系也是政府正面清单与市场和民间负面清单的关系。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政府治理理念转变的一个尝试。
参考文献： ［1］ 龚柏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J］，东方法学，2013（06）：127-141.韩哲：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才是依法治国［N］，北京商报，2014 年2 月25 日第002 版. ［2］ 练洪洋：公权不适用于法无禁止即自由［N］，中国改革报，2008 年4 月17 日第003 版. ［3］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2009.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9. ［5］汪习根，武小川：权力与权利的界分方式新探——对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反思［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3（04 ）：38-46. ［6］张海玲，周华：法无授权皆应禁止——写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际［J］，理论界，2005（05）：73-74. 进入专题： 法无禁止即可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 。目前，负面清单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表述不但从学理上理清了政府和市场的法理边界，也或可为实践上真正建立有限政府开启了前奏。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法无授权不可为互为因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比起市场的转变，政府更应该转变——从负面清单转变到正面清单。好的政府治理应该是刻板的、严谨的，不允许权变的，也就是说灵活性并不是好的政府治理方式。
本文认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是负面清单，对于市场和民间负面清单有利于自由创新。从这一点即可推论，政府其实一直是市场和民间创新的最大障碍，正是自己实行负面清单的政府扼住了市场和民间的创新思维。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没有政府的正面清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负面清单，也就没有创新。对于中国而言，负面清单的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扭转过去我们对市场和民间创新一贯的变相限制和打击的思维模式。
新一届政府正在尝试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只知道：没有负面清单，就没有创新。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李克强所谓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这可以纠正我们的两个对政府治理的误读：一个是政府政策的权变性。
对于市场和民间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李克强在这里用这两句话界定政府和市场的法理适用边界或可是中国政府治理理念转变的一个尝试，说明法治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存在，更应该是认知上的自觉。这个说法有时翻译为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无授权即不可等。法无禁止即可为是对市场主体的开放，扩大而言，是对民间主体的开放。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流行于17、18世纪的西方谚语，是卢梭《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启蒙著作的重要常识来源。也只有政府从负面清单转变到正面清单，市场和民间才能真正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法无授权不可为就是正面清单，对政府实行正面清单有利于对权力进行制约作为我国政体、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区分不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民主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首要特征。在这里，刘少奇同志对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概括性的回答。
这一条讲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讲的是纵向关系。他在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二是采用狭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概念，涉及行政、司法机关时只讲与人大机关的关系，不具体讲行政制度、司法制度。这个规定和其他条文的一些规定表明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决定的事情，地方必须遵照执行，同时赋予地方以充分的自主权。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很广泛的，管理机关也实行民主集中制。
文件规定地方人大设几个专门委员会、人大常委会设几个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人员编制是多少，也很难说就是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宪法初稿在总纲第二条只写了国家权力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健全自己的工作制度，不断实现自身工作的实践创新，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选举和任免权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自己行使，以求真正集中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它表明了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来源，即这种权力来自人民。
民族区域自治机关除了行使同级国家机关的权力外还行使自治权。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西方国家的总统制、议会内阁制，是几个国家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议事规则》曾规定，全体会议通过议案赞成与反对人数相同时，由主席决定。
这种选举，实质是一种委托，即人民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委托给自己选出的代表，由这些代表代表他们去行使国家权力。在政治学上，区分不同政体的一个标准，是看一个国家的中央政权设哪些国家机关，这些机关是怎样产生的，每个机关有什么职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整个九十年代，我国政治学学者、宪法学学者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原来只写了权力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是一个缺点。
第三，作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只有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分。在我国，县乡两级人大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设区的市级人大、省级人大、全国人大由下级人大选举产生。